王子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是《师说》的作者，一生之力正师道、弘儒学，被称为百代之师。他“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不平则鸣的性格，使他屡受挫折，被一贬再贬，所到之处勤政恤民、兴师重教，“赢得江山都姓韩”，他就是韩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在被贬去潮州路上写下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中表露了再也回不了长安的心情，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贬谪，此时的韩愈已年逾五十，只余下几年光阴了。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昌黎先生”，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坚持在朝堂上进诤言，不畏多次被贬谪。

贬阳山：贞元二十年（804）春，韩愈到达距长安四千里外的阳山县时已在路上颠簸了两个多月，这离他升任监察御史还不到一年，因上《论天旱人饥状》揭露灾情真相，戳穿了京兆尹李实关中粮食丰收，百姓安居乐业的谎言，因而被贬到“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的阳山任县令。这里乃”天下之穷处也”，加之语言不通，韩愈只能以“画地为字”才勉强与本地人“交谈”。他大力普及耕作技术，劝课农桑，积极传播中原文明，移风易俗，过去“户不闻诗书”的阳山居然呈现出“入耳有弦歌”的文雅之象。用现在的话说，韩愈在阳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

韩愈认为，当官必须尽责，仗义讲真话是职责所在。在《争臣论》（又名《诤臣论》）里，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官员应当“孜孜矻矻，死而后已”。在《进学解》中，他说：为政者宜以公正廉明为标准任贤选能，量才授官，以达到各适其位之目的。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为当时长安朝野“耻学于师”的陋习不齿，专作《师说》回击师道无尊严的时弊，振聋发聩，影响深远。

贬潮州：806年夏回到长安之后，韩愈因仗义执言与宦官集团结怨，还得罪了藩镇势力。在史馆参与编写《顺宗实录》，因据实记录德宗、顺宗在位时期弊政，“忠良奸佞，莫不备书”，导致朝廷多次下令派人“刊正”。

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沉迷崇佛的宪宗要恭迎佛骨舍利在宫内供养，朝野上下纷纷效仿，民众“废业破产、烧顶灼臂”拜佛。已任刑部侍郎的韩愈上《论佛骨表》痛陈迎佛骨之荒谬，甚至提出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一时怒起险些要处死韩愈，幸亏宰相裴度等大臣说情，改判潮州刺史。韩愈被迫离开长安赶赴潮州，其家眷也随后被逐出京城，幼女病夭。

而韩愈此次一改阳山被贬时的抑郁心情，以忘我的境界开展工作。他到了潮州便四处了解民生疾苦。为驱鳄鱼保百姓，在“恶溪”渡口举行仪式烧《祭鳄鱼文》，显示了驱逐鳄患的决心和厚生爱民的思想。他还在当地修堤凿渠，并自愿捐出俸禄，“以给学生厨馔（改善伙食）”（《潮州请置乡校牒》），发展教育。

当时其上级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孔戣同情韩愈，觉得潮州“州小俸薄”，批给韩愈五十千的“别给钱”作为每月生活补贴。韩愈回复《潮州谢孔大夫状》“积之于室，非廉者所为；受之于官，名且不正”，表示衣食皆已足用，谢绝好意。

在韩愈名望感召之下，潮州日渐重视文运礼乐，考中进士人数从唐代寥寥数人增至宋代一百余人，到北宋潮州被称为“海滨邹鲁”。从宋代开始，潮州人民便把韩愈驱鳄的“恶溪”改称为“韩江”，他登临过的“东山”（笔架山）则改名为“韩山”。

好在819年十月底遇大赦，韩愈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820年底返回长安任吏部侍郎等职，过上了几年安定的好日子。长庆四年（824年），韩愈五十七岁病逝，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宋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王子曰：韩愈虽然曾高价为人写墓志铭改善生活，个人享受也上了台阶，被指多“谀墓之词”，但这充其量是私事小节。在阳山和潮州，他不计得失、甘于奉献，其清廉品行，体现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 的担当，于公他不平则鸣，坚持与损害国家民众利益的错误行为抗争，这是值得学习肯定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