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毛泽东曾称赞古代的一位宰相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并具体称赞其对皇帝上书的十条意见，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这是极高的评价，这位“大政治家”就是唐代的三朝宰相姚崇，他的十条尖锐而正确意见被唐玄宗采纳，才有了后来的开元盛世的局面，而后来他的正确意见被忽视，埋下了天宝之乱的隐患。传说姚崇还比较清廉，被评价为“耸廉勤之节，塞贪竞之门”，他长期靠死工资过日子，因买不起京城的房子，全家人只得住在离朝廷较偏远的郊区，这也是其名声远播的另一个原因吧。

姚崇(651年~721年)，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省陕县)人。唐朝名相、著名政治家，嶲州都督姚懿之子。曾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宰相常兼兵部尚书。他早年在解决契丹侵扰河北的危机中展现卓越才能，得到武则天赏识，后名列宰相。在神龙元年(705年)，协助张柬之发动神龙革命，迫使武则天退位并还位于唐中宗，在中书令任上，革除弊政，颇有作为。曾因为不肯依附太平公主，被贬为申州刺史。唐玄宗亲政后，封梁国公。他提出《十事要说》，就是毛泽东大为赞赏的十条治国意见，意见中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整顿吏治，淘汰冗职，选官得才，抑制权贵，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被誉为“救时宰相”，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在开元九年(721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追赠太保、扬州大都督，谥号文贞。

在著名的《十事要说》里，姚崇提出了十个问题，直言问唐玄宗是否能够做到，说如果唐玄宗答应做到，他才能同意担任宰相，否则只有违抗君命了，好在唐玄宗当时是个大度的明君，否则姚崇这样直言很容易被判一个犯上罪名，在后世封建社会末期如明清的恶劣政治环境中，这样君臣对话的场景几乎不可能看到了。

这十条意见简要说是：一、武后执政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天下，能否施行仁政；二、青海边界已没有反复被扰的灾祸，你能否不再贪图边功；三、能否对宠爱的亲信的不法行为严加制裁；四、能否不让宦官参政；五、能否在租赋之外不收大臣公卿的礼物；六、能否不任命亲属出任公职；七、能否以严肃的态度和应有的礼节对待大臣；八、能否允许大臣们"批逆鳞，犯忌讳"；九、能否禁止营造佛寺道观；十、能否接受汉朝王莽等乱天下的经验教训而禁止外戚内宠专权。

姚崇的十条意见，区区二百余言，却都是针对他所经历的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当政以来的政治弊端而提出，可谓是从历史和实际出发，着眼长治久安考虑的金玉良言，二百余字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笔者感觉意见中的第一条意在通过施仁政缓解君臣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社会矛盾，第二条防止皇帝为贪军功而滥用武力，劳民伤财，造成国库空虚和军阀坐大，影响政权安危，这一条极具前瞻性，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恰是违背了这一条警告，朝廷陷于其中难以自拔，造成了唐代盛世的终结的悲哀。第三四五六条旨在营造公平的国家治理环境，类似于诸葛亮《出师表》中“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的建议，第七条单列，是为了让朝廷留住人才，警告皇帝要以礼相待大臣，第八条朝廷能否虚心接受批评，是政治生态是否正常的试金石，因而单独列出，第九条禁佛禁道是为了扭转人民辛勤创造的财富大量养活不劳而获之人的畸形社会现象，佛寺道观不事生产却逃避徭役，不尽社会义务，大量消耗社会财富，长此以往害国害民，这一条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良方，第十条说来极具悲剧性，这一条恰恰是最后在唐玄宗后期所违背，宠信杨玉环杨国忠一家，造成安史之乱的祸根。

在原文中，姚崇连续问了十个“可乎”，十个问号句句紧逼，在唐玄宗面前，让其作出艰难的决定。当时在听了姚崇建议后，唐玄宗一句“朕能行之”而悉数采纳，并力排众议委之以大权，由此奠定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基础。

姚崇在任上还大力整顿吏治。并在治理蝗灾问题上，独具见识，力排众议，为解决百姓的困苦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发生大面积蝗灾。姚崇主张杀灭蝗虫并焚烧虫尸。地方官员和百姓不敢捕杀蝗虫，反而祭天祈福消灾，连唐玄宗都担心灭蝗会违背天命。姚崇力主主动救灾，说如果为了保护蝗虫而牺牲人命并招致国家危殆，才是真正违抗天命。他在朝堂上大声说：“扑杀蝗虫解救百姓是善举，如果上天降灾祸，全由我姚崇一人承担，决不推诿给别人。”姚崇为民请命的坚强决心终于打动了唐玄宗，玄宗遂下令灭蝗。最终百姓免于灾难，天下太平。另外在太庙自行崩坏引发唐玄宗忧虑时，姚崇说年代久远岂有不坏，不关什么天谴之说，他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其对待事物的唯物主义精神，正是因此，毛泽东称赞其为“唯物论者”。

后人崔植评价道：明皇……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宋苏辙也评价说：玄宗初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又说：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璟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苏辙的点评是透彻的，任何皇帝都不是天生明君，只是其有一定的大度，在自己犯错和将犯错时允许有人在身边“缝其阙”和“损其过”而已啊。

在时局艰难之时，能够洞若观火，明察天下大势；在有机会挽救乱世时，不避不躲，提出切中要害的十条意见，犯难冒险，直达上听；在位时，能勇于担当，不墨守成规，为民请命。幸运的是，姚崇遇到了励精图治的唐玄宗，不幸的是，唐玄宗未能将正确意见贯彻始终。不论怎么说，虽然其有历史局限性，在古代特定的历史时期，明君贤臣相遇，带来盛世，已是十分不易，不能苛求更高了，结束乱世，结束严刑峻法，能让百姓休养生息，丰衣足食，安享太平数十年，总是算客观上为民造福了，相比历史上那些坚守个人操守，拒绝了些贿赂，维持了个人的名声的名人名臣，姚崇在当时给时代和人民带来的贡献，要算大的更多些吧。